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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“国史”点校往事:历时20年功业始成

2017年09月06日 09:02 来源:中国青年报 参与互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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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k10开奖 www.9plr.com,  长春市教育局局长梁国超非常重视此次会议,特意分享课程改革“五个超越”做法,引领普通高中校长思考今后办学“十个维度”的问题,启发广大教育工作者以“大教育”的观念看待教育,思考教育,研究教育,实施教育。  崔杰代表政协长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。

  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:

  “国史”点校往事

  记者 沈杰群

  导读

  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被称为“国史”:以本纪、列传、表、志等形式,记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,使这个国度拥有了近四千年连贯、完整的历史记载;然而,到二十世纪初,由于时代的大变局,以标点和句读为标志的阅读习惯,无异使现代读者和“国史”之间出现了一条阻隔之河。—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二十年间,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震古烁今:中华书局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“点校本”的推出,无疑在现代读者和“国史”之间搭建起了一座阅读的桥梁。

  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,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典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,是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,扩大了中国史学典籍的受众,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。进入二十一世纪,“国史”整理步伐也未停歇。2006年,中华书局开启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的修订工程,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点校本的现代通行本地位。

  我们的初衷是想勒石记碑:向广大读者展现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点校整理这一伟大民族文化工程的艰辛与蓝缕、梦想与光荣。

  揭开尘封的往事,是从一张老照片开始的。1973年春,参与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点校的部分学者和中华书局工作人员,24人,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楼顶拍了一张合影。这张照片由启功先生珍藏,他给照片题名为《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》,并手书每个人的姓名:顾颉刚、赵守俨、白寿彝、杨伯峻……一一看过去,都是在学术界颇有分量的人物。

  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,被称为“国史”:以本纪、列传、表、志等形式,纵横交错,脉络贯通,记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;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,反映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,使这个国度拥有了近四千年连贯、完整的历史记载。

  联结“国史”与现代读史之人的关键桥梁,则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——这20年时间里完成的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的点校整理。

  毛泽东、周恩来指示和关怀,范文澜、吴晗与金灿然筹划,中华书局组织实施并编辑出版,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先后参与……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,是20世纪中国历史典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,是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。进入21世纪,“国史”整理步伐也未停歇。2006年,中华书局开启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修订工程,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点校本的现代通行本地位。

  上世纪参与点校“国史”的老先生们,多数已故去。功在当代,沾溉千秋,后人尽享现代通行本的便捷。可是,老一辈学人付出心血的点滴过往,渐渐隐没于众声喧哗的时代。我们试图挖掘尘封的“国史”点校往事。

  在那张《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》中,站在第二排第一位的,是个戴着眼镜、笑容斯文的青年。他名叫张忱石,当年30岁出头,是中华书局的编辑。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的点校工程开展以后,凡是老先生参与点校的史书,都会配有青年编辑为其发稿,遇事共商量。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张忱石,便是其一。彼时同在中华书局的,还有比他低两届的北大同专业师弟许逸民。

  40余年后,两位先生年过七旬,仍为点校本的修订工程劳心劳力。在中华书局,我们访问了张忱石、许逸民,还有颇受那个时代、那群人影响的学者和编辑。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之点校,缘何而起,又跋涉过怎样崎岖的长路?

  摸索整理方法的“前四史”

  “怎么标点,怎么写校勘记,这些老先生也不是天生就会的,他们也在摸索,也在学习。老先生们在大学里教书,学问都很好,标点不会出错,但校勘记不会写。”张忱石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,“前四史”的点校工作开始时走了不少弯路。

  1956年,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,在《人民日报》撰文,首次提出整理出版“面貌全新、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‘二十四史’”的建议。后来他又写了《整理古书的提议》,说“这是千秋的事业”“将是历史上最正确、最可靠、最有用的版本——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定本,却可信其为空前的一个定本”。

  1958年2月,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,直属国务院科学发展委员会。在古籍小组制订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,“二十四史”点校本被纳入其中。1958年7月,毛泽东指示吴晗、范文澜组织标点“前四史”。1958年9月13日,吴晗、范文澜召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尹达、侯外庐,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,召开“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”,研究确定了“前四史”点校的具体方案,还决定“其他二十史及《清史稿》的标点工作,亦即着手组织人力,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”。

  1958年10月6日,吴晗以他和范文澜两人的名义,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会议情况,信中说:“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,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,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,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,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,也作了安排(标点本为便于阅读,拟出一种平装薄本)。现将会议纪录送上,妥否,乞指示。”

  不久,毛泽东复信:“范、吴同志:来信收到,计划很好,望照此实行。”

  在中华书局的组织下,由顾颉刚、聂崇岐、齐思和、宋云彬、傅彬然、陈乃乾、章锡琛、王伯祥等人参与,制订了《“二十四史”整理计划》,并列入国家《三至八年(1960-1967)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》。

  许逸民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,点校“二十四史”项目刚上马时,起初本准备出版两种版本,一种是给专家研究使用的集注本,一种是适合一般读者的普及本,后来集注本做起来困难较大,便集中力量做普及本。

  “二十四史”的“前四史”,《史记》《三国志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,原本是计划给国庆10周年献礼的。但是最后如期于1959年10月前出版的,仅有《史记》而已。“之后很快出了《三国志》,但做的太简单了,都是直接说结论‘据什么什么改’,也不说理由。那时候整理‘二十四史’的思路,‘前四史’还在摸索中,《史记》没有校勘记,《三国志》的校勘记太简单。”张忱石说,在整理工作由于“文革”被迫中断前,点校本“前四史”均已出版。

  顾颉刚点校《史记》,陈乃乾点校《三国志》,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并由傅东华整理加工《汉书》并撰写校勘记,宋云彬点校《后汉书》。

  赵守俨在《雨雨风风二十年——〈二十四史〉点校始末记略》中回忆,1959年~1960年,他们在校勘方面提出新要求:“除做好版本对校外,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‘本校’(本史各部分的互证)和‘他校’(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),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,后借到张森楷先生的十七史校勘记和张元济先生的‘二十四史’校勘记稿本,供点校各史的工作者参考。为了使标点、分段更为合理,使各史之间大体统一,重新拟定了基本适用于《晋书》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。”

  许逸民指出,1960年,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齐燕铭,曾对点校本提出过两点明确的要求,一是在学术成果上要“超越前人”,二是经过重版修订使之“成为定本”。要求的提出,推动了点校工作方式的改变。

  “翠微校史”和“文革”动荡

  完善了点校工作方法,新问题出现了:分散在外地院校的各史点校工作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,时做时辍。不但时间没有保证,影响进度,连带质量也要发生问题。赵守俨文中回忆,“因为不能连续工作下去,会使刚刚搞出些眉目的问题‘冷却’,断了思路”。

  由赵守俨提议,经金灿然和齐燕铭商量,向主持中宣部工作的周扬报告,要求把外地承担各史点校工作的学者调到北京。这一诉求最终实现。1963年秋冬,武汉大学唐长孺、南开大学郑天挺、山东大学王仲荦、中山大学刘节等先生先后进京,集中入住西郊翠微路的中华书局大院。留下了一段流传至今的“翠微校史”的佳话。

  张忱石向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回忆,当时翠微路有两座红砖楼,西南楼和西北楼。老先生住在“有三个门洞”的西北楼,房间的陈设特别简单:一张书桌、一个书架、一个脸盆架、一张大铁床和一张很矮的小沙发。

  “中午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会看见老先生,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吃饭。中华书局请了一位二级厨师,姓王,大高个子,为老先生们炒菜。一张八仙桌六七道菜,比较像样。像陈仲安先生会和我们一起排队买饭吃。”

  张忱石记得,当时有位姓高的工作人员专门照顾老先生的生活,人很勤快,把老先生照顾得极好,打热水、洗澡、清理地面,深得大家的欣赏。“后来‘文革’时老先生都要走了,还一起凑钱给那位工作人员买了块‘上海牌’手表,表示感谢。”

  “翠微校史”期间,各史点校整理工作顺畅运转。然而,1966年还是来临了。

  1966年5月22日,傅乐焕在陶然亭自尽,给赵守俨造成极大的震动。赵守俨写道:“在他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前,我是最后一个与他谈过话的,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何异常……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,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。”

  可谁也没想到,在“二十四史”整理工作停摆一年后,竟又奇迹般地恢复了,虽只是昙花一现。

  1967年5月,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要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“二十四史”,且“可用旧人”。中华书局顿时刮起一股“业务风”。原任点校的学者仅一部分能够借调到中华书局,另一部分人则由于“问题严重”,未被同意出来。中华书局又从学部系统(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)和北京高等院校补充了一部分力量,“加上中华书局编辑部的老老少少”,分编成若干业务组。赵守俨在文章中形容,“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,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、搞业务,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,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,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。”可惜这个“业务摊子”仅仅维持了一年左右。

  点校本《魏书》的修订负责人、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德章,曾在博士毕业后给唐长孺做过助手。在接受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,何德章感叹:“负责点校‘北朝四史’的唐长孺先生,不止一次对我谈到他因为参加此项工作,得以在纷乱的时期,仍能继续认真地翻检史书,有幸避开了不少‘批斗大会’。这大概也是当时参加此项工作大多数学者的想法。我们也知道,也有学者被迫离开工作,回原单位接受‘批斗’。因此,那个年代进行的这项工作,可以说是在特殊的背景下,完成了中国古史基本典籍的‘现代化改造’,同时也保留、延续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学术火种。”

  70年代重启整理,功业始成

  十年踏破六街尘,老至愁经客子春。

  史局汗青欣有日,字编属稿愧无津。

  遥山红叶休焚翠,近郭黄流漫卷银。

  一夜西风寒透骨,不知原是病中身。

  ——王仲荦《十年》,作于1976年

  张忱石和许逸民皆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,张忱石是首届学生,许逸民是第3届。北大的古典文献专业,由翦伯赞定名,专为培养共和国古籍整理人才而设,由北大和中华书局共办,设在中文系,1959年开始招生。

  许逸民笑着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,即使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是对口的“人才培养基地”,毕业想进中华书局工作亦非易事,大学的考试成绩也是一条考核标准。当初有两个女生毕业已分配进去了,结果过了一阵子被“无情”通知:“你们不是‘中华人’”——无奈大学学业不佳。

  中华书局要挑选最优秀的年轻人,为中国古籍整理事业储备生力军。

  张忱石本来被分配进中华书局的文学组,王仲荦知道后对他说:“我先前也是搞文学的,在中央大学教大一国文,属中文系,到山东大学才去历史系,搞历史实在,你也搞历史吧!”不久他开了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必读书单,希望张忱石将之列入学习计划。后来中华书局重新分配编辑室人员,张忱石留在了古代史编辑室,“应该说是王先生引领我进入历史之门的”。

  张忱石成为王仲荦身边的责任编辑,也因此见证了这位先生经历的点校苦旅,以及时代的变幻风云。

  张忱石回忆,1963年到中华书局报到时,王仲荦刚过了50寿辰。整理工作期间,王仲荦血压骤高,医生建议休息,中华书局领导很重视,叫他回济南家中休息一段时间。王仲荦说:“回去舟车劳顿,还不如在书局里休息。”

  “文革”开始,点校工作暂停,所有人员一律返回原单位。直至1971年下半年恢复工作,中华书局重启“二十四史”整理工程。在这一阶段,“二十四史”点校出版工作分别在北京、上海两地展开,原已开展工作的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旧五代史》《新五代史》和《宋史》转由上海高校承担。

  “当年7月,王先生再次来到中华书局,工作到1976年。王先生为中华书局点校‘二十四史’工作了10年,故先生诗有‘十年踏破六街尘’之吟。其诗又云‘史局汗青欣有日’,即指他负责点校的南朝五史已全部出版。”2013年,王仲荦百年诞辰,张忱石撰写了纪念文章《点校二十四史的功臣》,提及诸多与王仲荦共事的回忆。“王仲荦是南朝五史的总负责人,除点校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外,卢振华点校的《梁书》《南史》,张维华点校的《陈书》,都由王先生最后审定。”

  王仲荦执掌“南朝五史”,“北朝四史”则由唐长孺负责。张忱石特别提到,这两位先生是中华书局的“南王北唐”。唐长孺点校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魏书》,陈仲安原是唐先生的高足,协助唐长孺点校了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之后,自己完成了《北史》的整理。

  何德章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如是回忆唐长孺:“唐先生可以说是天纵史才,他本人没读过所谓硕士、博士,甚至本科阶段所学也非历史,但他有着少年即习得的深厚的国学功底,从吕思勉、李剑农、陈寅恪先生论著中探寻新时代史学处理史料的方法,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吸取营养,提出史学研究的问题。在特殊的历史时期,仍能通过点校史籍、整理出土文书,基本未曾间断地从事学术研究,因而,在魏晋隋唐史领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,做出了远超同辈学者的学术成果,可以说至今也无人企及。今天从事魏晋隋唐史研究的人,不接受唐先生的影响,不读唐先生的论著,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  何德章觉得,唐长孺主持的《魏书》等史籍点校,不是机械的文本参读与文字取舍,而是上升为学术研究。“点校本的许多校勘成果,没有他那样的学术眼光是发现不了的。可以说,唐先生对于《魏书》的点校,不只是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可信度极高的文本,还为后学提示了北朝史研究的路径,史料来源与运用方法,因而极受学界尊崇。”

  作为唐长孺的学术助手的那两年,有两件事令何德章印象深刻。一是曾有人撰文,比较唐长孺与陈寅恪的学术理路与贡献。“唐先生得知后勃然大怒,责令将报刊已接受的该篇文章撤稿,反复强调:陈先生是我心目中的老师,我怎能与他相提并论。”

  二是唐长孺最后一次去医院治疗肝癌的前一天,仍在伏案撰写一篇学术论文,考订陆机、陆云兄弟进入洛阳后相互间数十通来往信件的具体时间与背景。唐长孺治学为人极为谦虚,对学术葆有孜孜不倦的追求。何德章说,这些事一直在他记忆中,给他以警醒。

  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对那一代参与点校的学人,后来的修订者无一不心怀敬仰,亦在治学路上深受影响。

  1977年11月,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《宋史》(实际出书时间为1978年)出版。历时20年,“二十四史”点校整理功业始成。

  复核与完善的修订工程

  2005年年初,中华书局开始着手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修订的前期调研工作,2006年4月,修订工程正式启动。

  许逸民前期对修订的流程和体例设计做了较大贡献,后续亦承担大量审稿工作。但许逸民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坦言,其实一开始他内心是反对修订的。“我生怕弄不好,你费了很大力气,最后大家都骂你。这一代人从学术上来说,确实不如老一代人。”

  “《南齐书》从标点、断句、分段到出校,其基本框架结构,都是王仲荦先生所奠定的,体现了他们那一代学者的深厚学术功力。我们今天的修订,完全建立在前辈学者的成果之上。没有老先生所做的奠基工作,就没有我们的修订。”点校本《南齐书》的修订主持人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景蜀慧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。

  景蜀慧举例说,由于《南齐书》在版本流传中的舛误阙佚讹脱,点校者虽有校订精核之功,但对底本和校本的选择,书中一些文字、句读的勘正,仍有一定遗缺。而且以今日眼光来看,点校本《南齐书》有些卷做得比较细,而有些卷则可修订的余地比较大。“在中古史领域,近几十年史学研究的发展,使得我们能够对这段历史涉及到的文献和史实做更深入、透彻的了解和观照。以前学者在整理史籍时不太留意的某些制度、事件、人物在文献记载中的正误或差异,在今天也可以用作订正版本、选择异文的考虑依据。”

  2010年,许逸民在《修订工程点校情况汇报》中指出点校本需要改进的地方:统一体例、选定底本、调整段落、改正标点、删除旧校、完善旧校、补充新校。

  许逸民总结,原点校本显然可见的缺憾,便是各史的整理体例不统一。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中,明确采用百衲本为底本或“工作本”的,共计有19史。“究其原因,盖因当时无法直接看到宋元原刻,而百衲本又号称集宋元善本之大成,故以为用百衲本即等于用宋元原刻。其实不然,读商务版《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》可知,百衲本对于原刻的改动非常之多。”

  谈到修订的必要性,何德章认为,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毕竟是在特殊时期、以特定宗旨完成的学术工作,各史点校标准、体例不尽相同,多少存在一些问题。“史书校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,而且当时校勘主要凭借点校者高水平的学术素养发现问题,不能如今天一样,可以利用电脑进行全面的文献检索、比对。这些,都是此次按统一标准重新修订的原因。”

  如今,修订工作已开展10年。继《史记》《旧五代史》《新五代史》《辽史》修订本相继上市后,今年8月,《魏书》《南齐书》修订本亮相上海书展。

  此次中山大学承担了《南齐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三书的修订项目,“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。其中《南齐书》的修订主要由我和我们专业程度较高的硕士生博士生同学负责(个别参加者为博士后),通过几年的工作,同学们在文献和史料的处理解读上得到非常切实的训练,获益极大。”景蜀慧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,她最初也曾经心怀犹豫和担忧:如此重要且工作量很大的修订工程,吸收在读研究生参与,能保证质量吗?

  “有鉴于此,为保证修订质量,我们在原校复核、版本通校、参校他书乃至修订长编和新校勘记的撰写等环节,都制定了一整套规范的程序,使修订实际上成了一种有分工有合作的集体工作。”景蜀慧介绍,修订组在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,并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。

  “修订过程中,具体负责某卷的同学,会按要求先拟出一份长编初稿交上。我读完后和作者逐条讨论,之后作出修改,提交修订组讨论,一条一条地过。作者在此基础上再去改,我再看过后提交给书局编辑,编辑看完提出修改意见,又退给我们,我们针对提出的问题继续改,反反复复。”景蜀慧说,通过这样一套“不厌其烦”的修订程序,最终才完成了《南齐书》定稿。景蜀慧感慨,“我想对于每个人,这几年时间他们可能一生都不会忘记的。”

  作为点校本《魏书》的修订负责人,何德章感觉,通过此次修订,《魏书》的版本源流更为清晰,发现了一些新的佚文、缺字,结论可以回溯,有助于增加文本的可信度。

  在修订本出版之际,回望点校本时代,何德章持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观点。学术界一般更关注“二十四史”文本的校勘成就,但在他看来,“二十四史”的“现代化改造”,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标点。

  “其实,一般读者,甚至不少学习中古史的研究生,基本上是不会去顾及学者们辛苦撰成的各史校勘记的。上世纪的那次点校工作,是以‘为人民服务’的目的进行的,以古文写成、未经标点的史书,除了以中国古史为业的人外,一般人是难以读通的,而经过标点、断句,初具古汉语阅读能力的人,都有可能耐着性子读下去。”何德章觉得,如果我们将标点视为沟通古代史籍与现代读者的津梁,一点也不过分。

  校勘记是点校工作遵守学术标准的体现,这使“二十四史”点校本成为研究者可以信从的古史文本。

  何德章表示,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印行后,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,除了特别需要以及专门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外,基本上都是引用点校本。“我本人为学习北朝史,曾将两套点校本《魏书》翻阅得破损不堪,基本没有翻检什么‘三朝本’‘百衲本’,就是因为信从点校本。可以说,点校‘二十四史’扩大了中国史学典籍的受众,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。”

【编辑:王忠会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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